中国红十字会110周年

2014-05-16

 

中国红十字会110周年

|杨津涛

  红十字会在中国已有110年的历史,其间与政府间的关系随着时局不断发展。唯一不变的是但凡有战争、有灾荒的地方,都会有红十字会的身影。红十字会在历史上的管理模式与慈善活动对今天也极有借鉴意义。

       

        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先声

  国际红十字会在1863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初名“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次年十二个创始国签署了《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立意在战争时期为双方伤兵提供不分彼此的救助。中国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组织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中日两国在台湾发生冲突,上海的《申报》与《字林西报》讨论了伤兵救助问题。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在华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等自发组织了红十字医院,起初人们还心存疑虑,到后来,清军甚至和红十字会医院建立了联系,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曾在东北救助伤兵的戴理医生统计,189412月营口仅有红十字医院一家,但到了第二年4月,这个数字就上升到四家,前后治疗中国伤兵上千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随军出征,他们不仅治疗日军,也在中立的原则下,对中国军人和百姓施以救助。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结束,但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红十字会的作用。不久孙中山翻译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申报》发表《创兴红字会说》等文,力陈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必要性。中国商人和官员中的有识之士也都为此上书朝廷。

  然而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是源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国虽在这场自己国土上的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炮火无眼,东北百姓流离失所。如果中国政府施以援手,那就有破坏中立的嫌疑,因此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的组织出面,红十字会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

  时为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率先倡议以“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19143月,沈敦和、施则敬等二十余人发起建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当日除了商讨筹款方法外,特别强调要“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随后,沈敦和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帮助下将“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都参与了进来,称为一个中立性的国际组织。李提摩太在成立大会上说:“设局之意,首在筹款。唯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

  打仗的地方在东北,红十字会却在上海,如此必然难以达到救济灾民的目的,因此设在牛庄(位于今辽宁省的南部)、山海关等地的分会相继应运而生。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战区发放粮食、棉衣、药物,广设粥场,救济百姓。将中国百姓送出日俄交战地区也是红会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赠送车票、补给路费等措施,共使13万难民成功“出险”。战后统计显示,东北地区有46万余人受惠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清政府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支持的,不仅曾拨银十万两,还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获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

 

  中国红十字会在“天灾人祸”中穿梭

  因日俄战争而出现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战争结束后该何去何从呢?经政府许可,其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排除了外国董事,成为中国自办的红会组织,有官方身份的盛宣怀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同时将会名改为“大清红十字会”。总会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沈敦和抛开设在北京的总会,在上海发起“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派遣30余名医生开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兵,宣称“救人宗旨不分革军、官军”。由此,红会分裂为南北两个,北方被清政府承认,南方的则得到革命政府的许可。

  随后清政府被推翻,共和国在南京创建,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合二为一,也终于被日内瓦的总会所承认。1912915日,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了首届会员大会,公推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为名誉总裁,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同时制定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如同《临时约法》,红十字会也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在上海的总办事处有行政权,上海常议会有立法权,北京总会的主要职权则是与各级政府与外交使团打交道。

  兵灾之外还有天灾。1917年的大水灾波及中国十几个省,其中北京和直隶地区受灾最为严重,以至灾民们“田禾淹没,颗粒无收”。直隶督军曹锟、红十字会天津分会都致电上海,要求中国红十字总会展开救助。副会长沈敦和亲自北上主持救灾,红会一面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募集捐款;一面准备治疗痢疾、疟疾等疾病的药物运往灾区。红会还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实施救灾,召集北京附近12个县的难民2万余人修路,一个人每月可以得到五元工钱,另外还给棉衣一套。对于这项花销,美国红十字会给予了资金援助。

  而对于国外的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也及时地伸出了援手。如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地震,上海红十字会捐助白银2万两;1919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出现大量难民,中国红会捐助旧军衣1500套和白银7700两。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即派出救护队赶赴灾区。事后日本政府遣外交使团来华答谢,称“此次贵国人民,对于敝国震灾所给予伟大之同情,与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特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

  中国红十字会当年信誉卓著,筹款相对容易。周秋光在《红十字会在中国》一书中列举了红会经费的七个来源,即一些团体的常年捐、会费、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官绅捐款、华侨捐款、外国红十字会捐款和所谓“宝塔捐”(由人挨户劝捐,无论捐款多少,都会登报鸣谢)。这为红十字会在民国初年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物质保障。

  时间来到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京沦陷后,日军对市民进行了屠杀,幸存者也都沦为难民。中国红会南京分会在金陵女子文理院中开设粥场,救济百姓。此外,国际红十字总会出面与南京分会合作,利用基督教会开办的鼓楼医院,为南京城内的幸存者治病。

 

  新政权接手红十字会

  刚刚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慈善机构的经验,自然就向“老大哥”取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向中央介绍了苏联红十字会的历史、组织机构、工作内容等情况后说,其“现任主席由苏联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科立尼科夫兼任”。在随后的红会改组中,李德全被推选为新会长,胡兰生等为副会长。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红会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1952年,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中共政权第一个获得合法席位的国际组织。

  在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不断的状况下,红十字会的活动也停滞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恢复工作。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设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334个地(市)级红十字会、2848个县级红十字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有215.6万名志愿者,11万个团体会员,2658万名会员。

  参考资料:

  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池子华等编《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张建俅《近代中国政府与社团关系的探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1912——1949)》、高翔宇等《人道主义的赞歌——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辛亥战时救护活动》、徐国普《新中国成立初期社团治理的范例——一九五○年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商改组》等